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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自由》貫穿了傅利曼思想中二大基調。第一是，在一般情形下，人們知道什麼事、怎樣做對自己最有利。這即是說，涉及個人利益的事，不必政府和知識分子（評論家）代勞，因為即使這些人與人為善，出發點是要為你好，但他們知道的肯定不比個人──他們要服務、照顧的人多。第二是，自由競爭最重要，而競爭不僅僅限於商品及服務，思想（ideas）、官吏和政客（議員）亦要通過競爭的考驗。傅利曼認為政府不必「為人民謀幸福」，因為自利的人會努力去追求對本身最有利的事，政府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便「完成任務」。



──摘自林行止專欄，2006-11-28

每個地球人不可不讀的書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當代人幾乎都能琅琅上口，其原始出處雖有爭議，但它之所以能膾炙人口，無疑歸功於米爾頓?傅利曼（1912.7.31～2006.11.16）這位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20世紀最偉大的自由經濟學家」美譽的經濟學大師。由於傅利曼在給大眾的通俗文章中引用，這句話才風靡全球，這同時也突顯出傅利曼在公眾中享有極高的聲譽。







傅利曼獲頒諾貝爾獎，足證其學術成就之高，但他之所以享譽全球、對人類有極大的貢獻，卻是在公共政策領域上對「自由經濟理念」的大力傳布、推廣之故。他在這方面不但著作等身，而且風塵僕僕到各國對國家領導人和普羅大眾耳提面命。為了發揮更大影響力，傅利曼在1968年11月與海勒（W. Heller）舉行公開大辯論，也有一段時間在《新聞週刊》（Newsweek）與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凱因斯學派最主要大將，1970年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紙上論戰，被薩繆爾遜稱為「經濟學界的鰻魚」。



















經濟學界鰻魚的情操













這個比喻鮮活地點出了傅利曼的自由經濟觀點在當時屬於少數，但卻頗富攻擊力，有如遠洋漁業捕魚者，為了維持所捕獲魚群的新鮮，必須放入幾條鰻魚與魚群相鬥。這也顯示出傅利曼處境的艱難，但他為真理「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隻身力戰群雄。







除了以文章、演講、辯論宣揚自由經濟理念外，傅利曼更深入政治、專制獨裁國度與領導人對談，或充當經濟顧問，將經濟自由灌輸在政策決策者腦中，最有名的當推他在1970年代充當智利軍政府獨裁者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 1915-2006）的顧問，促使智利致力於推動市場自由化策略。但也因為如此，傅利曼在1976年被宣布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引發史無前例的抗議風波。







舉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系和瑞典商業學院的教師及研究員的抗議信為例，內容是：「儘管傅利曼在經濟學理論方面有一些成就，但他完全不理會他所推薦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後果……。他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做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軍事獨裁者之顧問，也替智利軍人政權擬出一條經濟政治路線。……這一切不但指出了皇家科學院的政治幼稚病，也完全抹煞了傅利曼的得獎資格。……」







除了有這種書信抗議外，頒獎那天，場內有一人示威，場外更有四千人示威，創下截至該年為止，共75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受到破壞的先例，且因為示威者擋道，典禮後的國王傳統晚宴也首度延遲開席。雖然受到如此激烈抗議，傅利曼仍堅持其藉機轉變獨裁者理念的做法，繼續擔任各國政要的諮詢顧問，最著名的就是與中共經改初期的關鍵人物趙紫陽之交往。







為何傅利曼敢於干犯眾怒，冒著「為虎作倀」的罪名持續幫軍事獨裁者擬定經改政策？在傅利曼夫婦1998年出版的對話式自傳《兩個幸運的人》（Two Lucky People）的第24和26兩章，對該事件的始末，有非常詳細的記載和辯解。我的理解是，傅利曼相信「經濟自由的結果將促成政治自由」，在智利，皮諾契特將軍接受人民的裁決（公民投票），安排於1989年12月進行總統選舉，軍事執政團把政權交給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恢復了真正的政治自由，而新民主政府繼續執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也終究實現了「自由市場經濟在自由社會中健全運作」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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